作者简介

✦ 刘晨，女，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价值观建构和认同培育是多民族国家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当前，社会混乱、公民疏离、恐怖主义及归属感碎片化是西方社会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和挑战。^[1]21世纪以来，英国围绕国家一体化建构问题，努力追寻国家文化内核与价值共识的基础究竟为何，全球化语境下何以彰显并保护英国国家特性，如何通过教育保护社会多样性并最大程度促进社会融合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2014年，英国教育部提出在中小学全面推进“英国基本价值观”（Fundamental British Values）教育的战略部署，旨在从国家安全高度强化英国核心价值体系边界与特质的重要意义，基于共享价值观凝塑共同体核心精神，以增强国家内部凝聚力和公民归属感。^[2]基本价值观教育是英国为了应对国家认同危机、社会共识挑战和青少年道德发展困境而积极推动的教育战略，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动力。

一、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发展的现实动因

21世纪以来，英国愈加关注国家安全与身份认同、多元文化与社会共识、价值引领与青年发展的逻辑关联，这些因素成为推动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政策化发展的深层动因。

（一）意识形态安全威胁下培育国家认同的迫切需要

“后脱欧”时代，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引发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族裔隔阂现象，持续高涨的反恐怖主义、反移民情绪，进一步展现了英国在国家安全维护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困境。2014年，震惊全英的极端主义渗透伯明翰学校教育的“特洛伊木马”事件（Trojan Horse affair）揭露出学校已成为极端主义等危险意识形态有意渗透的重要目标。英国教育部门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成为催生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政策落实的重要导火索。时任教育大臣尼基·摩根（Nicky Morgan）向议会作报告时指出：“该事件的幕后操控者在这些学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学校对信仰问题的解释有限且狭隘，并未推广英国价值观，也没有对极端主义观点提出质疑。”^[3]因此，英国学校如何通过价值观培育塑造国家认同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已迫在眉睫。正如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强调：“击败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这单靠军事干预是打不垮的，而且力图通过维持一项永久性的防御性反恐行动恐怕也是徒劳的。只有当我们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这种暴力中解救出来，并让他们明白我们的价值观——多元文化中的‘英国价值观’，比仇恨的传播者及支持者所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具优越性时，它才会被击败。”^[4]

面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持久威胁，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不仅在于军事防御，而且也需要意识形态防御和价值观防御。因此，学校价值观教育迫切需要在促进和塑造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方面承担起抵御国家安全威胁的职能，通过有效的英国价值观培育建构共享的国家认同、促进公民信任和国家一体化建设。

（二）多元文化撕裂下建构社会价值共识的现实驱动

英国在国家建构历程中始终面临着文化价值冲突与身份认同危机。后多元文化时代到来，受到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和族裔冲突等现实因素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多元文化撕裂和价值交锋的态势。当前，英国政府深感自身合法性地位和影响力受到冲击，英国人在个体价值观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制造业、采矿业衰退伴随着经济下滑、大量人口失业，在世俗化过程中基督教声望日趋下降；^[5]北爱尔兰分离主义引发了关于“公民身份”的争议和对抗；苏格兰独立公投对国家凝聚力和社会融合基础产生动摇；少数族裔及移民群体很难真正形成对英国主流文化的深度认同；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对立和价值冲突现象明显。

深层来看，多元文化背景下公民身份的模糊性消解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稳固关系的重构，也影响了支撑英国民主生活核心的价值观、态度、身份认同及互动关系的形成，亟待通过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凝塑共识。这些现实对英国学校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如何超越单一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建构一种能够包容文化多样性和族裔多元性的集体归属感，帮助青少年从根本上唤起一种能够规范并认同“英国性”的社会意识和共融方式，理解认同英国多元文化社会构成并达成共识，更好地生活在一起，成为基本价值观教育需要破解的重要难题。

（三）价值观危机下促进青少年“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化”社会关系不断弱化国家对于教育领域的指导作用，导致放松管制、加速学业化发展、催生自由学校、弱化规范性国家课程成为当前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6]复杂社会现实中关于宗教、种族、文化、认同的争议引发了青少年的精神困惑与价值迷失，对其价值观发展和健全人格养成也提出了挑战。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认为：“几十年的社会自由主义鼓励了一种盲目自私和不负责任的文化，这导致了一种‘缓慢的道德崩溃’。这是由父母教育缺陷、家庭破碎以及学校缺乏纪律规诫而造成的，这些破坏了社会价值观和规范，好在并不是所有社区都如此。”^[7]青少年道德滑坡和价值观危机是当前英国社会复杂矛盾的现实产物，也是学校价值观教育缺位的直接结果。2002年，英国《教育法》第78条强调，公立学校必须积极承担促进学生“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spiritual, moral,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MSC）的义务要求，将其融入全面宽泛的课程中。[8]从价值观发展向度看，教育必须直面青少年所面对的现实困惑和信仰危机，为维护英国民主运行和社会融合发展培养合格公民。这意味着，有效的价值观教育需要全面关照学生的精神信仰、道德理解、社会化进程及文化认同等问题，与青少年的“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内在契合。如何帮助学生有力回应“什么价值观”“谁的价值观”“如何实践这些价值观”等深层问题，赋予学生参与未来民主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及经验，全面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道德品格完善、社会化发展及文化联系至关重要。

二、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政策演进

基于对社会现实挑战与发展困局的思考与回应，英国学界和公共话语聚焦多元文化主义、公民价值观、身份认同、共同体归属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基本价值观兴起及其教育实践的政策发展。这一过程，凸显了国家意志对英国学校价值观教育方向和进路的整体把握。

（一）英国基本价值观的酝酿与政府倡导

1998年，作为开启英国公民教育国家行动的重要转折，以专家伯纳德·科瑞克（Bernard Crick）为首的“国家公民教育咨询团”（Citizenship Advisory Group）发布了《科瑞克报告》（Crick Report），直击英国公民培育的“历史性赤字”难题，明确了英国国家公民教育行动的总体价值定位。该报告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即英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具备何种价值观，如何通过良好的公民教育计划培育这些价值观。^[9]

进入21世纪，关于英国公民共同生活前提的追问推动了英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动向，围绕公民身份和多样性问题，呼吁通过共同价值观建构实现多民族社会的团结和共融。2000年，英国多民族未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颇有影响力的《英国多民族未来报告》（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指出，英国国家共同体凝塑的核心在于共同价值观建构，即“如何使英国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并在其多样性基础上建构一种共同归属感，关键在于培育社会成员的自愿忠诚……因而我们需要共同价值观来构建集体生活，帮助人们决定哪些差异是不允许的，哪些是能够容忍、接受、珍惜甚至获得正式支持的”^[10]。此后，英国政府对“英国人”及其价值传统的定义和表达方式进行了积极思考。2003年，英国内政部发布的报告《生活在英国：一段公民旅程》（Lif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Journey to Citizenship）强调：“成为英国人就是要尊重这些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超越一切的制度、价值观、信仰和传统，使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们和平共处、守法有序。”^[11]由此，英国逐渐从价值观向度开启了国家特性追寻和认同培育引领。

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后，作为对暴恐问题的积极回应，英国政府开始尝试在公共话语中推广英国基本价值观的雏形，提出爱国即拥护英国价值观。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深感识别并普及能够促进国家统一而非造成彼此割裂的价值观势在必行。2006年，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指出：“当前背景下，融合与文化或生活方式无关，而是基于共享的、共同的、统一的英国价值观的融合。”^[12]此时，英国政府已将反恐战争等同于“价值之战”，致力于帮助民众从基于英国历史传统与制度优势的价值认同中汲取力量。由此，英国政府开始更有意识地将共享价值观作为国家制度及文化传统的象征和延续，尝试超越地域、种族、文化等限制，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和团结意识。基于对社会现实矛盾的回应，2007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开始在“认同与多样性”框架下针对学校课程进行新一轮审视。《课程检视：多样性与公民资格》（Curriculum Review: Diversity and Citizenship）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将反恐行动与加强国家认同和英国价值观教育联系起来。”^[13]可见，在酝酿阶段，英国政府尝试定义并传播推广英国人最根本的价值观，以此作为凝塑国家精神的核心。

（二）英国基本价值观的正式提出与教育政策引入

2011年，特蕾莎·梅最早提出并使用了英国基本价值观概念，用于对极端主义等危险意识形态进行界定。将这一概念首次纳入国家政策是英国内政部在《防范策略书》（Prevent Strategy）中明确指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有悖于英国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以及对不同信念和信仰的相互尊重和包容”等。^[14]强调要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想和行为发生之前采取预防、监控和抑制对策，以促进社会安全、有序、健康发展。可见，早期公共政策中的阐释是从抵御错误意识形态出发，旨在抵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以增强英国社会凝聚力。作为反恐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概念起初与“教育”并无直接关系。但随后逐渐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尤其在教育领域更加凸显，迅速发展为教育教学标准中的指导原则。

最早将英国基本价值观引入教育政策是2012年9月开始在学校广泛实施的《教师标准》（Teachers’ Standards）。英国教育部从职业标准的角度，强调对教师的职业期待应符合对其个人和职业行为的高标准要求，而教师在维护公众信任和秉持良好职业道德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破坏英国基本价值观”^[15]。为了获得合法教师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递价值观的态度和能力至关重要，不仅要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更关键的是让“社会团结”的种子在学生心中萌芽。这是英国首次将基本价值观要求纳入教师从业标准、专业实践、管理制度和评价考核中。这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立足反恐要求、法律义务、教育职责、监管权力需要，强化学校和教师在培育英国基本价值观方面所应承担的职责职能。随着教育政策上的主导性特点愈加凸显，教育实践中也更加重视基本价值观的制度化推广与学校培育。

（三）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政策的出台与完善

2013年，教育部出台《英国国家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关键阶段3-4）》（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 citizenship programmes of study for key stages 3-4），进一步明确了公民教育以培养学生对民主、政府以及如何制定并维护法律运行的强烈意识和理解为重要指向。^[16]2014年“特洛伊木马”事件后，英国教育部更加认识到，学校价值观教育仅仅停留在倡导学生尊重这些英国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落实培育和普及。2014年6月，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发表声明：“我们要求所有学校，包括公立、私立及学院制学校，都必须尊重英国价值观。我们也将商讨制定新规则以确保所有学校积极宣扬英国价值观，同时要求教育标准局针对公立学校制定相应标准以力促改变。”^[17]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也再次重申，教授这些价值观不是“选择性的”，所有教师都应在学校中促进其推广和培育，因为这关乎英国人生活的核心。^[18]

随着政府高度重视，2014年9月，英国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强化对未能积极推进英国价值观培育相关学校监管力度的咨询意见》（Consultation on Strengthening Powers to Intervene in Schools which are Failing to Actively Promote British Values），强调要对未能在英国基本价值观培育方面积极履责的学校进行有效干预和监管。^[19]该政策的宗旨是保护英国青少年，要求学校必须为学生有效参与英国现代生活做好准备，强调积极推进基本价值观培育不仅在于政策制定更在于实践落实，重中之重是风险评估。经过该政策的试水，2014年11月，教育部正式出台了《推进英国基本价值观培育作为学校“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Promoting Fundamental British Values as Part of SMSC in Schools）文件。该文件是将基本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英国基本价值观及其教育相关的核心概念；适用对象是负责学校课程规划和管理工作的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工；强调学校落实基本价值观教育的使命与促进学生“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一致性；同时，该文件还列举了学校在推进基本价值观教育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和行动方案，学生在接受基本价值观教育后应达到的知识水平和认知程度。此外，也对推进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的具体教师准则和相关“问责制”进行了说明（详见表1）。^[20]

随着教育政策的出台，英国同时加强了基本价值观教育监管评价方面的配套政策落实。英国教育标准局专门制定了《学校监管手册》（School Inspections Handbook），强调各级管理人员要发挥好在精神塑造和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实践保障方面的监管作用。监管部门要根据学校“是否具有清晰明确的价值愿景、文化精神及战略方向”进行考核评价，确保其在推进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及帮助学生融入现代英国生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1]2015年，英国政府颁布新版《反恐与安全法》（The Counter-Terrorism and Security Act, 2015），进一步强调教师在防止青少年卷入恐怖主义等方面的法律责任以及积极培育英国基本价值观的义务，并要求相关组织机构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22]2018年，英国教育标准局修订《学校监管手册》，进一步强调监管者要基于学生接受并实践英国基本价值观的实证数据来评估学生的社会发展状况。2021年，教育标准局修订《教育监管框架》（Education Inspection Framework），强调在评价学生“个体发展”维度时，要重点考察教育者帮助学生为现代英国生活做准备的情况，包括培养其成为负责任、尊重他人、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公民；提升其对英国基本价值观的理解；促进学生对多样性的理解和欣赏；欣赏彼此的共同性，尊重受法律保护的不同特征。^[23]

纵观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政策演进过程，其文本呈现、话语方式、实践要求及发展脉络深刻揭示了英国面对全球竞争、国家安全挑战和社会融合需要的战略思考和教育应对。从最初对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的被动回应，到主动强化学校和教师在培育好公民及其价值观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基本价值观教育逐渐成为英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看，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政策演进的背后，凸显了国家主导下以“英国性”价值观建构为核心的目标，服务于多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根本诉求，旨在为学校教育系统提供更加明确的价值原则、道德倾向和实践阐释，着力培养年轻一代的政治共同体归属感和凝聚力。仍需指出，目前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政策仍在探索和完善中。

三、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实践进路

学校作为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政策实践转化的前沿阵地，为英国建构国家共同体、延续文化历史传统、培养合格公民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支持。目前，英国学校主要依托学科课程、课外活动和教育监管三种路径深入开展基本价值观教育。

（一）建构跨学科“课程链”，凸显国家文化叙事本质

课程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产物”，本质上是对社会文化的选择，在实践中代表了主流价值观，深刻揭示了谁来进行知识的文化选择、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24]尤其是2014年大力推进基本价值观教育以后，英国学校将跨学科课程建构作为主要进路，在回应“谁的价值观”问题上更凸显国家文化叙事的导向。通过跨学科“课程链”，促进学生对英国基本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以契合“英国性”的方式展现积极品格，为未来参与公共生活培养负责而有能力的积极公民。

学校将基本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现有的公民教育、文化教育、语言教育和宗教教育等学科课程和教学活动中，将其作为塑造英国认同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被视为一种“分析性建构”，使学生从一种整体文化中抽象出来，然后成为具体行动的负责人。^[25]如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注重将基本价值观教育融入对民主问题的探讨、政治话语的阐释和制度环境的理解中，积极培养学生对民主、政府以及法律如何制定和维护的敏锐意识和理解，使其具备批判性探索政治和社会问题、权衡证据、理性思辨和合理论争的技能，深化对民主、政府、公民权利与责任的认识。又如，宗教教育课程关注如何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帮助学生将对基本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根植于个体的存在、语言、文化和信仰中，自主探索国家法律和宗教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理解并尊重各种文化和信仰。

在实践中，首先，基本价值观教育蕴含在不同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生互动、纪律规诫和考核评价中。具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情况及其所表征的对于“多样性”与“包容性”的理解；课堂中所呈现的价值认同方式（个体认同与英国认同）以及公民价值观、学校集会方式；教师和学生对于社会多样性、公民身份问题的反馈。^[26]其次，基本价值观教育并不局限于单一课程中，而是涵盖了更丰满的教育内容与教学线索，囊括一切能够积极促进国家主流文化传播与基本价值观普及的教育教学活动。各学校积极根据自身特色，将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融入不同的课程主题和内容中，涵盖英国历史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庆祝圣诞节、模拟大选、设立英国价值观纪念日、公民身份塑造以及个体、社会与健康教育等。^[27]再次，学校自觉地依托各类课程为学生提供理解和讨论敏感、复杂价值问题的安全空间，而不是限制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学校各科课程中有效融入基本价值观，教师要敏感而审慎，引导学生学会如何挑战极端主义等错误思想，捍卫正确的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克服对待英国性及英国基本价值观问题的狭隘性，鼓励学生反对种族主义的自信和实践。

（二）打造主题性“活动链”，共促学生“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

学校开展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成效取决于这些价值观与学生学科知识、生活经验和社会发展的关联程度。英国学校积极将价值观建构纳入学生“精神、道德、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内，通过基本价值观教育辐射多维主题，有效推动学校公民教育、品格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融合发展，共同促进道德人和好公民的双重培养。

1.“认同英国性”主题活动

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根基，共享的基本价值观是减少政治争议和分歧、规范公民观念的重要意识形态承诺。^[28]很多学校将基本价值观作为国家认同培育的核心，帮助学生将价值理解转化为对国家共同体的价值承诺和公民行动。从本质来看，“英国性”是一种根本性的国家认同身份，旨在建立一种深刻的公民理解而非单纯的文化理解，促进青少年对英国基本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依恋，而不受宗教、出生地或语言的限制。^[29]英国性作为基本价值观的精神实质是催生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的根本动力，而学校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学生获得这种紧密的连同感提供学习空间和实践场域。

实践中，学校更注重将英国性认同培育蕴含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符号强化、审美引导和参与体验中。如校园内到处张贴着推广基本价值观的海报；充斥着“女王”“红色电话亭”“伦敦双层巴士”等英国文化符号标识的视觉艺术展品；将基本价值观培育与支持英国板球队、关注女王“钻石庆典”及参与伦敦奥运会等重大教育契机关联起来。^[30]这些主题活动契合了“英国性”认同建构的需要，避免青少年与英国文化和价值传统脱节，帮助他们真正融入英国社会生活，形成深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价值观发展与品格培育”主题活动

品格教育素来重视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品格建构和行为规范，与基本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和路径高度融合。2019年11月，英国教育部发布的《品格教育指导框架》（Character Education Framework Guidance）强调：“最好的品格教育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有清晰明确的管理目标，校园文化精神与学生期待的深度融合，学科课程与课外活动的平衡兼顾，以及有效的基于实证的教学法。”^[31]学校教育活动应在促进学生精神发展、良好价值观形成、积极道德品性养成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注重品格教育的文化培育和行为引导，将基本价值观培育浸润在各种集体实践、品格行动、体育运动、表演艺术、素质拓展和俱乐部活动中，利用其高参与度、广辐射力和强感染性，帮助青少年了解共同生活的世界，形成正确价值观和积极品格，从而有效参与未来公共生活。

3.“公民参与行动”主题活动

基本价值观教育在实践指向上更加重视学生的价值观养成和公民品性培育，而非抽象的政治知识传授与文化意象输出。除了课程中教授的价值观，需要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提供支持性环境，将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与学生的价值观发展关联，引导学生形成关于民主生活本质的正确价值判断与道德倾向。有效的公民参与活动能帮助学生形成对英国法律制度、政治体制、治理模式和民主进程等的正确理解和认同，为其今后作为成年公民提供锻炼机会、责任担当和有益经验。

以韦斯特克等学校为例，学校鼓励学生通过参与“校园议会”“学生委员会”“年度学生调查”等方式表达意见和想法；考察地方议会和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热空气辩论”（hot air debates）、“模拟选举”“全球教育日”活动等，让学生深入了解英国民主制度，学习如何辩论和捍卫自己的观点。在活动参与中获得的一系列核心态度、原则和技能转化为对英国基本价值观的承诺与实践，帮助学生在未来社会生活中收获幸福和成功。^[32]

（三）形成精细化“审查链”，实现专业化、无间断、程序化监管

英国积极将学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义务、安全保卫责任与评价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成效结合，通过掌控学生风险评估、教师绩效考核及学校巡检的审查框架，确保学校有效传递英国基本价值观。

英国教育标准局作为教育领域最权威的监管机构，发挥着监督、考核、评价及反馈等重要职能，通过精细化审查监督积极支持以学校为主体的基本价值观教育系统，将其作为抵御学校意识形态风险和学生失范行为的有力武器。在实际操作中，教育标准局依靠一套“精细的权力运行程序”对基本价值观教育进行细致追踪和严密审查，包括政策保障、无间断课程审查、多机构监管和教育资源渠道推介等。通过审查和考核中采集的数据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基本价值观教育的新知识与新资源。^[33]

具体审查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针对学生群体积极开展风险评估，防止学生受到极端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避免学生受到伤害、歧视和忽视，以确保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支持，积极形成亲社会意识和行为。其二，针对教师及教工群体，呼吁他们自觉成为基本价值观的“守卫者”，积极营造安全、健康、关爱的教育环境。一方面，审查机构要对基本价值观的教学情况进行考核评估，要求教师识别、监控并向当局政府报告有“极端主义”风险的学生；另一方面，鼓励教师积极为学生提供探讨敏感及争议性价值问题的安全场域，帮助学生获得应对复杂困难情况的知识和技能，学会识别并管理风险，做出安全且正确的价值选择。其三，针对学校等教育机构，强化落实基本价值观教育的主体责任，积极展现其是如何与学生共同合作努力将英国基本价值观培育融入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如何积极应对持反对意见的学生、工作人员及家长的挑战。教育标准局检查委员会将学校在促进英国基本价值观推广与教育方面的作用评估作为判断学校领导及管理成效的考量依据。此外，要求学校进一步加强对祈祷室和宗教活动的监管力度。虽然这些针对基本价值观教育情况的审查常被诟病，但2021年公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大部分学校在积极推进价值观教育，其中476所学校积极培育英国基本价值观，920所学校对基本价值观教育进行了正面评价。^[34]

除了英国教育标准局以外，英国儿童、学校家庭部、地区儿童保障委员会等部门也都积极发挥着重要监管职能，协力保障青少年尊重并理解英国民主制度与文化精神，积极认同英国基本价值观。

四、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的局限性

整体来看，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向“积极培育”的自觉转变，强化国家共同体的价值重塑和共识建构，立足年轻一代筑起社会共融的“价值观防御机制”。深入挖掘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背后深层的社会动因，准确把握其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英国旨在催生一种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考虑而创造的新型社会秩序和教育模式，加速推动英国的“教育安全化”发展阶段。然而，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诸多局限性，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基本价值观概念内涵上的模糊性。所谓的英国基本价值观似乎并非英国所独有，由于缺乏根植于英国政治传统的深刻阐发和本土文化限定，很难获得民众的深度认同。事实上，学校若只对这些价值观进行简单的“符号化”教育，并不能促进学生对此的理解和认同，反而会带来价值观含混和族裔矛盾问题。^[35]

二是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潜藏的种族主义性。一定意义上，基本价值观本身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其所内蕴的“英国性”实质上是一种具有阶级性和排他性的狭隘“白人特性”，本质上是一种“力图剥离其过去‘殖民主义’历史真相，建构关于现代‘民主英国’之‘文化岛屿幻象’的价值表达”^[36]。这些被冠以“英国性”标签的价值观，在教育普及中可能会加剧种族之间的价值对抗，助长疏离和分裂。

三是英国基本价值观教育实践的方法尺度难以把握。一些教师指出，不能过度分析或讨论英国基本价值观及英国性问题，当学生看似离这些价值观越近时，实质上离这些价值观越远。^[37]由于始终处于个体与社群、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纠葛之中，基本价值观教育究竟能否帮助英国摆脱自身困局成为国家共同体凝塑的一剂良方仍有待研究。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07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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